【圆桌对话】炒股配资平台知识
编者按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深度融合，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和时空格局持续拓展演变，认知域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新兴关键维度。认知域安全的核心，在于确保社会成员对客观事实、主流价值、集体记忆及身份认同的理解不被恶意操纵和系统性侵蚀、瓦解。如何在数智时代背景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科学界定认知域安全的深刻内涵、基本特征与作用机理，系统把握其风险生成路径、传导机制与现实影响，进而构建面向未来的认知域安全综合治理体系，已成为全方位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重要课题。有鉴于此，本版特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开展讨论。
与谈人
戴长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治学部部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任孟山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韩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王琎 冀文亚
1.认知域安全关乎人的心智“操作系统”安全
主持人：迈入数智时代，认知域安全正逐步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领域之一。如何理解认知域安全？其与我们经常谈论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相比，存在哪些不同之处？认知域安全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存在何种致效机理？
戴长征：认知域安全尽管是一个新概念，但其具有深厚的政治学和战略学渊源。从古至今，国家间的情报运用、外交沟通、冲突解决等都涉及改变或影响对方的认知，如在军事战略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目标，其核心就在于以认知控制手段瓦解对手关于战争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当前，随着信息传媒手段和人工智能算法的进步，认知竞争的工具更加丰富、手段更加多样、影响更加深远，从而形成了认知竞争得以展开的新场域。我们可以将认知域安全定义为，防范个体及群体认知过程遭受恶意操纵、误导或破坏，进而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与战略决策自主的一种状态。与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主要关注信息本身及其载体不同，认知域安全的博弈场域更进一步，不仅作用于人类的理性思维系统，更关键的是针对直觉感知系统实施干预，本质上是一场围绕人的心智“操作系统”的攻防对抗。在从认知到行为的全流程中，其传导链条涵盖“信息输入—认知处理—情绪唤起—态度建构—行为输出”各环节，每一节点均可能成为攻击者实施认知操控的突破口，亦为防御者构建认知防线的关键着力点。
尹继武：信息安全侧重于信息的流动过程不受威胁，这主要涉及信息源、流动和传播过程与机制等的安全问题；网络安全则主要强调互联网的硬件及其系统不受攻击的状态。与前两者相比，认知域安全更为强调大众的认知能力、认知偏差和思维方式的安全性，其核心特征在于影响对象是人的认知能力，其安全特性深入人性层次，影响也更为深远和隐蔽。基于此，认知域安全的政治化特性也更为明显，其安全后果直接与大众的政治态度、价值观、信任以及社会秩序等相关。
韩娜：从本质上看，认知域安全是一场围绕判断力、解释权与决策空间的竞争，其不直接攻击物理或技术系统，却能在深层次上改变人对世界的理解与行为逻辑。传统安全聚焦信息资产的保密性、完整性与可用性，而认知域安全则关注人的感知、情绪、态度与信念体系，涉及更深层的心理与社会过程。从威胁形态上看，认知域安全的威胁形态不同于“技术攻击”，而升级为“心理操控”。传统威胁多表现为病毒、入侵等技术性破坏，而认知域安全则更关注叙事塑造、舆论操纵、算法引导等“软性影响力”，具有低可见度、高隐蔽性和强溢出性等特征。从损害后果看，认知域安全的负面后果表现为从“功能失效”转向“行为偏移”。认知域的损害不会立即使系统瘫痪，但会渐进式改变社会信任结构、群体情绪状态，甚至影响国家决策环境，导致认知混乱、凝聚力削弱或社会对立。由此可见，认知域安全揭示了人是如何通过注意偏向、框架效应、议程设置、算法推荐等机制被影响的，其致效机理可概括为“技术—内容—心理—行为”的传导链条：技术赋能传播，使信息更隐蔽、持续地触达目标；内容嵌入叙事，使个体无意识地接受特定观点；心理机制被触发，引发态度微调与情绪累积；最终在群体层面产生行为偏移，如信任瓦解或意见极化。
任孟山：通过讨论不难发现，认知域安全强调“人本逻辑”，这与信息安全等以技术为中心定位的“物理逻辑”存在巨大差异。虽然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的范畴更为广泛，认知域安全的维护亦建立在保证信息与网络等领域安全的基础之上，但认知域安全更为关注人在信息传播环境中的反应，遵循的是信息传播技术在不断迭代中影响个体认知思维的向度。换言之，无论信息传播环境演进到何种程度，作为个体的人始终是认知域安全的核心所在。而此种非技术中心主义特征，也使得认知域安全的维护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同时，认知域安全是一个集合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国家安全学乃至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理论的领域，尽管认知博弈最终指向的是对个体认知结构的影响与重塑，但其致效机制更加依赖整体层面的战略统筹，因为认知博弈背后的驱动力量无法脱离民族国家这一关键行动主体。因而，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将认知域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在国家战略统筹下形成全社会的有效联动，以建立认知域安全的有效保护机制。
2.数智技术推动认知竞争发生范式跃迁
主持人：如前所言，认知领域的博弈古已有之。但随着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迭代发展，认知域安全的基础逻辑与攻防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以深度伪造、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算法推荐为代表的技术手段，正将认知域的竞争推向一个更隐蔽、更具系统性的阶段。请谈谈数智技术是如何重塑认知竞争的？认知域安全又将呈现何种未来趋势？
任孟山：冷战期间，东西方两大阵营围绕意识形态进行的博弈其实就是认知域博弈，只不过彼时的信息传播技术还处于大众传媒阶段，对个人认知造成的影响有限。而智能移动互联技术和手持终端的不断升级，改变了媒介生态和信息生态。今天，长时间依赖手机等智能移动终端进行信息获取已成为个体生活的常态。信息传播技术的改变，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算法在认知域安全中的应用提供了环境条件。从当前的技术形态来看，在挟带海量用户画像的大数据支持下，人工智能技术极有可能在“个性化算法推荐”上进一步迭代，从而在用户认知的“操纵”上形成更隐蔽且效果更强的认知域安全竞争路径。大量针对用户个体定制的、拟人化、计算化的认知域工具将被广泛使用，含有预设认知偏见的社交机器人也将被系统性征用，用于在认知域中塑造情绪、操纵议题并重构认知框架。
戴长征：数智技术不仅极大提升了信息采集、分析、生成与分发的效率及精准性，更从根本上重塑了认知攻防的基本逻辑、方法体系与作用边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虚假信息的自动化生产、算法对舆论生态的隐性调控等，共同导致信息环境真伪交织。通过推荐算法对信息权重开展干预，使得特定内容得以在信息流中选择性扩散或消隐。更进一步，系统可识别目标群体的认知脆弱点，解析其社会网络结构，定位易受影响的群体节点，并借助情感分析手段实施定向认知干预甚至认知攻击。在跨国舆论竞争中，认知域博弈的核心机制在于利用人类固有的认知偏差、思维定式与情感认同，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实现对公共舆论的引导与规制，最终达成对受众心理状态的操控。认知域竞争从理性思维延伸至直觉系统，离不开算法本身具备的规则属性及其对个体认知与行为日益深入的规训能力，这是数智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韩娜：如果说以前的认知攻防主要靠媒体讲故事和引导舆论，那么数智时代将彻底改写这套逻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把认知竞争从粗放影响升级为精准塑造，从依赖人工策划转向算法驱动的智能操控。人工智能技术在“内容—传播—影响”链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幅提升内容操控的效率和真实感。自动生成的难以辨伪的文字、语音和视频，使低成本、大规模的“认知投送”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算法推荐实现精准影响。算法能根据用户反馈不断调整策略，做到“一人一叙事、一群一情绪”，形成高度个性化的影响路径。
尹继武：的确，数智时代的认知域安全竞争，在发展方向和呈现形态上表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竞争空间的虚拟化，与传统对于军事、领土等实体空间和利益的争夺相比，认知域竞争的场域是虚拟的和数智的，因此其手段和方式也更具科技化和虚拟化。二是方式隐蔽化，通常非物理可见，更多隐藏在数据信息当中，其影响方式也依赖于人的认知方式和习惯。三是内容政治化，如算法编排过的相关虚假信息，大多是政治导向性的，往往与国际竞争的热点议题、事件和人物等紧密相关。四是竞争日常化，受众是各国普通民众，而民众信息获取习惯、政治认知习惯等都成为认知域竞争的重要途径。
任孟山：伴随数智工具门槛的不断降低，作为当下认知域竞争主要空间单位的平台将发生功能转变。特别是随着智能体时代的到来，过去平台在分配个体注意力、塑造话题结构与调节用户情绪方面的“中心枢纽”地位将被逐步削弱，信息不再是被动推送，而是由个体及其个性化的智能体主动获取甚至“生成”，认知权力将从平台向智能体及其背后的大模型体系转移，使得认知域竞争向一种“去平台化”趋势演进。还需要加以关注的是，作为认知域竞争的主要场景，国际传播地缘政治博弈愈加关涉国家核心利益，国际传播能力将从“软权力”跃迁至“硬权力”。
韩娜：结合这些发展方向和呈现形态，未来的认知域竞争可能有三大趋势：第一，手段更自动化。未来可能出现能自主学习的“认知攻击智能体”，根据舆论动态自动生成内容、调整策略，让影响更持续隐蔽。第二，对抗更系统化。认知攻击会与网络入侵、深度伪造、情绪引导等手段融合，形成多域联动。例如，通过数据窃取、算法放大假信息、机器人助推话题、深伪击垮信任，构成全链条打击。第三，影响更结构化和隐匿化。未来的认知域竞争不一定是制造热点，而是长期、静默地改变社会议程结构、价值观和注意力分布，比如持续压低某类议题能见度，悄然重塑舆论生态——这种结构性塑造更难察觉，战略影响也更深刻。
戴长征：总体上看，在智能时代，认知域将与物理域、信息域及社会域深度融合，形成多域联动的认知竞争格局，“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的循环速度将大幅提升，人工智能系统可自动完成识别对方叙事漏洞进而生成反制内容，通过情感识别和分发算法等手段精准操控受众认知。在此背景下，认知竞争将进一步细化，从群体层面延伸至个体心智层面，方式从大众传播演进为个性化认知操控，攻击逻辑从内容伪造升级为对认知框架的系统性重构。由此，认知主权将日益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支柱之一。
3.认知域竞争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新前沿
主持人：在全球博弈中，认知域日渐成为一个必须争夺和控制的重要空间。尤其是在一些地缘冲突中，技术赋能的认知竞争，其功能更是从“影响认知”升级为“塑造现实”。如何看待认知域竞争与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构化耦合趋势？
戴长征：观察近年来发生的地缘政治博弈以及国际冲突事件，认知域已成为冲突各方激烈博弈的关键领域。一方面，冲突各方通过高度定制化的信息投放策略，主动扰乱目标舆论场。数字时代的信息传播工具正在消除大众获取信息资源的时滞，而经由算法与传媒平台的过滤，大众对国际冲突的“第一认知”往往是技术优势方塑造出来的，而非取决于冲突的实际进展。另一方面，冲突各方倾向于积极争夺叙事主导权，以构建具有道德优势的认知框架。而叙事权的归属直接决定道义制高点的占据，因而各方往往均着力塑造“侵略—抵抗”“暴行—自卫”等对立性叙事结构。可以说，认知域在当下已成为与物理域并行的“第二战线”。
任孟山：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认知战的前身“心理战”就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时代发展，因应信息传播环境的变化，以认知战为主要形式的认知竞争，加剧了认知域风险转化为现实的威胁。当下，认知域国际竞争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权重大大增加，海量信息在国际传播舆论场的精准投放，可以对国际舆论造成有效影响。从近几年的地区性冲突来看，冲突各方均争夺认知域的主导叙事，均试图将己方行为主张合法化为符合国际法及国际道义的正当行动。在国际传播舆论场，认知域竞争深刻影响了全球安全冲突的频次与烈度。国际认知域的“战果”直接导向外部援助的持续、多边制裁的升级以及国际组织的介入等问题，成为决定冲突阈值与外溢效应的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认知域在“第二线”上的作用实际正在向“第一线”靠拢，甚至在特定冲突阶段具有先导性的战略意义。
尹继武：认知域竞争的重大影响，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影响民众的精神意志。基于认知与情感的精神力量，是影响全球安全局势的社会心理变量，认知域竞争可以改变民众对于冲突性质、结果预期的认知，从而降低相关国家的冲突意志和社会支持。其二，影响民众的政治情感与认同。通过认知域竞争使民众产生恐惧、愤怒等消极情感，进而扭曲认知，消解对本国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其三，影响国内信任与秩序。在信息干扰产生国内认知混乱和极化的情况下，推动冲突方的国内政治走向分裂、社会秩序趋于混乱。
韩娜：未来的认知域安全能力竞争将呈现出以下趋势：第一，主体的多元化。数智时代，智能化、虚拟化激发了个体和群体的参与性，除政治行为体外，跨国公司、社会组织、社交媒体和意见领袖等非国家行为体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对象的精准化。以数据为基础，以算法为驱动，以战法为支撑的对抗将成为认知环境塑造的重要平台，该体系着眼于目标对象的薄弱点，开展精准控制。第三，驱动的智能化。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神经解码技术的深度融合为标志，智能认知对抗将突破传统心理干预范畴，形成“生理—认知—决策”三位一体的新型对抗体系，其不仅会影响个体和群体心理，最终也会影响区域线下行动，并吸引全球围观。
戴长征：当前，认知域与物理域之间形成一种互构共生的动态关联。首先，物理域与认知域争夺的战略资产存在本质区别。物理域关注的是领土、人口、工业生产能力等战略资产，而认知域关注的是本国民众的民心向背以及全球舆论场的信任等虚拟资产。只有一国在战略资产与虚拟资产上都获得优势时，才能在地缘竞争中获得全面优势。其次，物理域竞争与认知域竞争相互交织，物理域为认知域提供素材并规定目标，认知域为物理域提供新的工具并改变获取优势的逻辑。冲突事件转化为文字、图片和视频符号后，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素材，通过算法手段选择性传播、利用认知偏见推动情感动员等，进而影响竞争对手国内的信心与凝聚力。最后，认知域也可以成为塑造正面舆论、获得大众支持、加强彼此信任的核心场域，起到缓和对立、消弭冲突的效果。总的来说，全球地缘竞争不仅是征召兵员、调配物资与筹措财政的过程，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强化国家意志与争取国际支持的系统工程。在此意义上，认知域安全能力应纳入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之中。
4.维护认知域安全需“硬防御”“软实力”并重
主持人：通过以上讨论可知，认知域安全是数智时代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通过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与前瞻性的制度设计，准确识别认知攻击与认知域风险点，进而构建科学有效的认知域安全治理体系？
韩娜：认知域风险的识别，在内容层面要高度警惕虚假信息操纵。虚假信息是一种选择性的事实，不一定是假信息，它具有政治性和组织性。通过深度伪造技术、恶意剪辑、定向推送等方式，能够影响相关社群的态度和立场，进而夺取叙事权。在行为层面需关注异常传播模式，如社交媒体平台的水军化，即通过大量机器人水军账号，强化视觉表达和情感传播，利用社交平台塑造利我态势。在技术层面需关注认知感知的精准化和认知链路的智能化，即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关联分析目标受众精准画像，分类精准推送认知产品，构建信息茧房；使用智能技术在态势侦测、指挥控制、信息生成、智能推送等方面全面嵌入。
任孟山：从议题上看，地缘政治热点及种族、宗教、性别、民生等议题，是他国发起认知攻击的重要着眼点；从年龄上看，Z世代年轻群体因思想活跃成为首要目标对象；从表现上看，与其他领域尤其是传统安全领域不同，认知攻击的隐蔽化，以及与人工智能的数据化结合，使其具有极强的渗透性。
认知域安全建设有赖于“认知基础设施”的不断迭代、稳健运行与制度化维护。基础设施不仅是技术集合，还是稳定社会预期、塑造集体秩序的底层条件，而认知基础设施则指向那些在影响人类认知与认识层面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技术系统。近年来，算法机制与平台系统正迅速成为重塑人类认知过程的新型基础设施，认知域竞争从传统的舆论竞争、话语竞争跃迁为对认知基础设施的全面争夺，包括算力分配、平台规制、数据资源等各种要素。通过增强认知基础设施的韧性，将提升社会面对外部认知攻击时的整体抗干扰能力。
韩娜：构建系统性认知域安全治理体系，需“硬防御”与“软实力”并重。技术与制度上的“硬防御”，包括构建国家级监测平台和快速预警体系，实现认知攻击早识别、快响应；社会心理和文化认同的“软实力”，则通过教育改革和公共讨论空间建设，增强公众的辨识力。
戴长征：认知攻击的识别与系统性认知防御体系的构建，已成为数智时代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关键议题。应确立以积极防御为主导、消极防御为辅助的应对原则，致力于构建支持性叙事生态。消极防御侧重于信息管控与内容治理，而积极防御则强调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价值对齐机制深度融合，使其服务于社会共识构建与集体动员过程，从而增强社会凝聚力。同时，在应对外部认知威胁时，需强化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情感联结与叙事协同，防止敌对势力借助算法手段实施“认知离间”、破坏人民团结。此外，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的认知反制工具研发，包括虚假信息识别系统、实时威胁感知平台与宣传运动监测机制，以实现对恶意叙事与机器账号的高效识别与反制。
在制度建构方面，需建立一个多主体协同、全链条覆盖、技术与制度并重的综合治理框架。为此，需要全面提升对认知域竞争的顶层设计，增强各类主体对认知域运行机制的理解力、技术域的成果转化能力以及物理域与认知域的联动效能。具体而言，应建构政府主导、企业跟进、媒体引导、公众参与的认知治理系统，建设自主可控的舆论阵地，确保在和平时期能够加强人工智能关键算法研发，在冲突时期能够赢得广泛的国际理解与支持，打造跨媒体平台与跨国沟通的协同传播矩阵。
尹继武：夯实社会韧性，抵御认知攻击，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战略主动权，需要落实从政府机构、科技企业、主流媒体、行业组织和个人等多方的责任。政府机构重在监管和治理，从法律体系、认知域教育、科技发展规划、安全责任落实等多方面开展系统性工作。科技企业、主流媒体和行业组织的责任则在于为认知域安全提供技术、平台、规则的保障。例如炒股配资平台知识，科技企业应引领创新，主流媒体要发挥准确信息的守护者角色，行业组织要为认知域安全建设提供专业理论基础，构建事实核实机制。对于个人而言，则需加强自身的认知能力、信息鉴别能力和媒介素养，增强批判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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